傅稻镰：探索中华稻香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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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伦敦6月29日电（余颖、施沐阳）国际知名植物考古学家、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系教授傅稻镰三十多年致力于世界农业起源与传播、农作物进化与驯化的研究，填补了世界早期农业研究的多项空白。
来到中国寻找稻作农业的源头，迎接傅稻镰教授的是规模宏大的发掘现场与丰富多样、无与伦比的古代植物遗存。2004年他第一次在中国参与考古项目，后又多次前往余姚田螺山遗址进行采样和研究，2009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证明田螺山先民早在7000年前就已初步完成了野生水稻的驯化和栽培。他一次次地通过自己的研究著作将中华先民的智慧与勤奋介绍给世界。
活跃于中英学界的傅稻镰教授不仅参与培养了中国第一批植物考古学学者，还参与创办了ucl亚洲考古和文化遗产硕士项目、ucl-北京大学中国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国际中心以及ucl-西北大学丝绸之路考古遗产研究中心，大力推进国际交流与合作。
图：傅稻镰，摄影/fraser watson
在发现与挖掘的背后
人民网：您做中国植物考古研究，还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傅稻镰”，意为种水稻和用镰刀的故事，非常贴切。请问您和中国的特殊缘分是怎么开启的？
傅稻镰：我从2000年开始在伦敦大学学院考古学院任教，一年后就跟着当时的院长、世界考古大会的创始人彼得·乌科教授应北京大学之邀来到中国。我和当时的北大师生分享了西亚、北美和印度在农业起源方面的最新研究。
那时的我正在尽可能地研究全世界的早期农业，其中就包括古代中国。然而，当时的英语文献十分有限、我也无法接触到来自中国的植物样本。我很庆幸这次机会让我能够跟时任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的严文明教授一同交流、并且在席间向他提出有关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和畜牧业的问题。这次交流让我受益匪浅，进一步激发了我对于中国早期农业的兴趣。
人民网：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些年您在中国做植物考古的重要收获？
傅稻镰：2001年之行的收获之一就是ucl考古系和北京大学决定联合创办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学研究国际中心，进一步增进中英两国在考古学方面的成果分享和交流学习。与此同时，我们还希望通过它为后续的联合教学、培训与研究打下基础。
在这一新成立中心的支持下，我于2004年11月再次访问中国，并且有幸参观考察了北京大学在河南南部八里岗遗址进行的田野考古实习项目。我就是在那时认识了当时还是博士生，现在已留校任教的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张海教授。这之后，他也在河南其他遗址的调查发掘中邀请我一同合作，分析、发表了新获得的一手资料。
此后我观摩了正在发掘的余姚田螺山遗址。当地植物遗存的保存条件和数量令我印象深刻，我又在2006年和2007年多次回到工地参与发掘和分析工作。我们逐步发现，河姆渡文化先民在大约7000年前就开始栽培水稻，而田螺山不仅是早期水稻农业的重要聚落，更见证了野生稻向驯化稻转变的重要过程。我们在2009年将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科学》期刊。可以说，我们见证了水稻作为一个主要粮食作物的诞生，以及中国稻作文明的起源。
人民网：目前您在中国的研究主要都集中在中原地区以及长江下游的早期农业上，请问您是否有其他想要探索的话题或者区域？
傅稻镰：目前中国植物考古学的主要研究项目都集中在长江与黄河流域，但必须承认对绿叶植物以及根茎类植物的管理利用依然知之甚少。针对它们的研究将有助于了解古代中国饮食文化的多样性，并且深化我们对于中国南部地区饮食结构的认识。
我对于西南、尤其是云南省以及周边地区有很大的兴趣。这里的环境和文化多种多样，可以称得上是亚洲的十字路口。地处温带和热带交界、青藏高原和第一阶地之间的地理环境给予了这个地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你不仅能在这里看到芋头和山药这类根茎植物、水稻和小米这些中国的传统作物，甚至还能看到来自印度的各种谷物。除此之外，云南的传统土地使用方法对于保护地形地貌和生物多样性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
图：傅稻镰，摄影/fraser watson
将每一株植物都视作一次研究
人民网：这些年您亲身见证了中国植物考古学的发展，在稻作农业起源、聚落资源域等研究领域，提出并引领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方向，在学界产生了重要作用，您认为中国考古学有哪些特点呢？
傅稻镰：我认为，中国考古学在学术风格和发掘方法上有许多独特之处。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的考古学者大多扎根于本地，并且在多数考古项目中，发掘和研究是由省一级的考古科研单位主导的，长期的耕耘让他们对这片土地有了更深的认识。中国有着极其丰富的物质文化遗存，我们需要通过扎根于本地的方式将目光聚焦在古人的生活及其所处的地理环境之上，而非像世界其他区域有些学者那样更专注假设和理论问题先行的方法。
中国考古学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体量大。从上世纪末开始，西方的考古发掘越来越少、越来越小，而之前那些20世纪50年代进行的大型发掘则没有经历过像现在那么科学、系统的取样和数据分析。中国考古学则完全不同，近几十年开展的大型项目都在与科技考古的发展齐头并进，这种同步使得我们能够在发掘体量上升的同时，将最新的现代化采样手段运用到考古发掘和各类遗存的分析研究上。由此，中国考古学获得了大量质量极高的考古学新材料。
人民网：这些年，即使研究和田野工作再忙，您也一直在讲台上为世界各地的学生授课，并在中国的许多高校开设讲座，其中您有什么体会？
傅稻镰：作为教授我的主要职责也包括在课堂之中训练下一代的考古学家，并且鼓励他们寻找新的思考和研究方法。2012年，我参与建设了ucl一个新的研究生专业方向——亚洲考古和文化遗产，其中涉及了中亚、南亚、东南亚以及中国的考古学与遗产研究。这一项目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鼓励学生突破单一国家的限制，将中国、印度甚至丝绸之路上不同地区的考古学现象放在一起，以比较的眼光进行研究。
除此之外，我还以客座教授的身份在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和西北大学上过植物考古学相关的课程。2008年，我有幸在北大待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为当时的本科生讲授了一整门植物考古学课程。其中既有理论部分，又有大量的实践机会。在那之后，北京大学不仅购买了相应的显微镜，还为将来的植物考古学研究划分出了专用的空间和设备。我很欣慰自己能够见证植物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并且实实在在地参与其中。
图：傅稻镰，摄影/fraser watson
人民网：您的足迹遍布欧亚和非洲大陆的十几个国家，对各地出土的植物样本进行了精细的筛选和整理，随之诞生的研究和著作填补了世界多个地区在早期农业方面的空白。您认为早期农业这一话题最大的吸引力在哪里？
傅稻镰：说实话，植物学其实无处不在。它存在于我们的厨房里、也在路边的超市。当我们拿着一个番茄的时候，不要单纯地想着把它吃掉，而是应该去思考它是哪里起源的？它的种子长什么样，它的内部结构长什么样？我们又该如何鉴别它？当我们尝试以考古学的眼光看待食用的每一种植物，就会发现它们有着无限的研究潜力。
我认为，农业起源和谷物驯化是一个对于非专业人士也很有吸引力的话题，每一个人都在成长的过程中吃着谷物。正因为它们与全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所以特别适合拿来做比较研究。
西亚、美洲、非洲、印度以及中国都有着不同的农作物品种。由于它们的驯化过程各不相同，从中诞生的饮食结构和料理方式也大相径庭。从新石器时代农业的起源开始，中国的粮食加工方式就是以蒸和煮为主。蒸煮的米饭、面条、饺子以及包子等各类食物皆以不同的形式从史前延续到今天。这一现象和我们在西亚以及欧洲观察到的以烘烤为主要加工方式的史前社会完全不同，这一区别又促使我们主动去思考，这些过去的传统和规律如何能够通过长时间的演化，最终形成世界各地截然不同的饮食文化。
